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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1971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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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2-9 12:42:50 |顯示全部樓層
                                            2018年02月09日  蘋果


電影《戰雲密報》(The Post)還沒有看,但故事背景絕不陌生。回想起來,這件事對我其後的編輯寫作生涯還有關鍵的潛在影響。

1971年,正是我創辦的《七十年代》月刊在銷路和影響力方面起飛的一年。這一年,文革的狂熱已經退潮,但隱含的毛澤東與林彪的內鬥越趨激烈;香港左派暴動平息,港英政府和港人信心恢復;由海外留學生掀起的保釣運動,和基辛格秘密訪華帶來中美關係突破,使《七十年代》在突出的報道和評述中崛起。在編輯室,我聚精會神於保釣和中美的議題,對發生於這一年6月的美國「五角大樓密件」事態沒有太多關注。然而,從後來的有關報道中,卻對我思想帶來深重衝擊。

從國防部偷出7,000頁密件,交給報紙發表,而密件內容直接與國家正在進行的戰爭相關,這還不是「叛國罪」?新聞界哪來的權利可以刊登從國防部偷來的文件?當時左派的辦報辦刊原則,首先要站穩立場,其次要觀點正確,再次才是論述的技巧、方法。《紐約時報》刊登「五角大樓密件」完全超越我對新聞自由的常識。在美國司法部取得法庭禁制令之後,《華盛頓郵報》居然接續刊登,新聞界可以如此對權力挑戰,更出乎我的想像了。

而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3多數,裁定兩份報紙披露「密件」受憲法有關言論自由的保護。大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在判詞中的一句話,使我終生受用,指導我的編輯寫作生涯數十年,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放棄寫評論也因為這句話,他說:「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的任何部門欺騙人民。」

這句話的前面,他還說:「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開國先驅們向新聞自由提供了保護,以保護新聞界在民主制度中所必須履行的重要職責。新聞服務的對象是被管治者,而不是管治者。政府對新聞界的檢查權力必須取消,而新聞界永遠有監督政府的自由,使它可以挖掘政府的秘密,給人民知情權。」

布萊克大法官的話,不僅是為新聞界開拓了幾乎沒有限制的自由(除了不能造成「明顯和立即的危險」之外);同時也闡明了甚麼是新聞界的重要職責,以及政府的任何部門都有可能欺騙人民。新聞工作者怎能把這段話輕輕放下?

1971年發生的這件事,影響了美國及世界其後的歷史。比中美關係突破重要太多了。言論自由不僅惠及輿論界,而且惠及政府,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能夠修正自己錯誤的國家;也惠及所有的人民,因為言論自由而賦予每一個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人人敢於作一些看來不可能的嘗試。正如《華盛頓郵報》前發行人Philip L. Graham所說:「新聞是歷史的第一份草稿。」

大陸有網民說:美國人不斷發現真理,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經濟獎,美國平均每年拿兩、三個;中國人不斷發現思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平均10年發展一套。

中共要人民的思想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不得妄議中央;香港特區政府亦步亦趨,也扼殺一些獨立、自決、自主等北京不想聽到的聲音,後果將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消失,把香港帶到「思想統一」的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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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共壓在頭上,香港人要保衛自己的自由真是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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