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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兩篇有關中央對港政策的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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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2-14 05:08:43 |顯示全部樓層
明報  2018年2月14日

呂秉權:兩篇有關中央對港政策的新文章

                 【明報文章】全國港澳研究會3名正、副會長,在最新兩期的季刊《港澳研究》發表文章,解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治港方針。其中,日前出版的《港澳研究》2017年第4期,是中共十九大之後有關香港問題的最新解讀,兩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和齊鵬飛的文章,皆值得關心香港形勢的朋友一讀。

 劉兆佳教授為香港人所熟悉,而齊鵬飛教授則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起草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兩篇文章,齊鵬飛集中討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香港治理的「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劉兆佳則從樹立國家和民族觀念談一國兩制。

 齊鵬飛:沒有自覺建立民族和國家認同

 先談齊鵬飛的文章。

 齊鵬飛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了新情况新問題。其中,較突出的問題「在於香港社會內部還有一部分人不能全面準確理解認識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他們肆意將『一國』與『兩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否認『一國』對於『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地位,沒有自覺地建立起對於中華民族、對於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民族和國家認同」。

 筆者認為,最後這句「沒有自覺地建立起對於中華民族、對於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民族和國家認同」,道出了問題的癥結——那就是部分香港人對中共執政下的國家沒有國家認同和歸屬感,國力日盛但人心竟愈走愈遠,即使是一些富裕的建制派人士心底亦不太相信共產黨,自己和家人已拿外國護照,資產亦轉移海外,買足「平安保險」。

 中央不應只怪責部分港人沒國家認同,反而應問問自己為何會成為港人認同國家和民族的一大障礙,到底中共自己做了些什麼事致令不少港人有戒心和反感?

 齊鵬飛又怪罪港人幾次對中央「好意」的拒絕,對一國兩制形成「極大的衝擊和破壞」,有關事例包括3個「被迫擱置」,即被迫擱置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被迫擱置確認國家認同的「國民教育」和被迫擱置「雙普選民主進程」。

 有關人大8.31決定,齊鵬飛又罕有地提到,是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為香港民主進程而進行的「頂層設計」,確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為香港人度身訂做。

 至於「底線思維」,文章則引述習近平去年七一講話內容指:「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對於中央對港方針有否轉變的議論,齊鵬飛承認,十八大以來中央對港方針已有變化,並將其美化為「與時俱進」。齊說:「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與時俱進地將『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之『根本宗旨』,由傳統的突出強調『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一個方面調整為現行辯證統一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兩個方面並重。」

 筆者認為,這個轉變早已見諸十八大報告與之前黨代表大會報告的內容比對分析上,只是官方經常說對港方針「沒有改變」。很明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已成為中央對港方針的主旋律。

 劉兆佳:23條已難滿足維護國家安全需要

 接着談劉兆佳教授的文章。

 劉兆佳指,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已是體現「國家優先」的國策。但筆者認為,當年對很多香港人和國際社會來說,接受香港「回歸」,是基於「兩制」的差異,基於香港的各項制度和文明得以維持,基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以實現的承諾。如果當初北京以今日這套來說服香港人,相信各階層的反彈將更大。

 談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劉兆佳強調中央作為一國兩制「第一責任人」,預料今後必然會繼續運用全面管治權來「瓦解各種破壞一國兩制的圖謀」。在具體表現方面,中央正決心讓權力行使愈來愈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和細緻化,令用權用得更有效、合理、高透明度和可預期。劉舉出的事例包括完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對中央政府問責的安排,以及加強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立法會通過法律的審查工作。

 劉的說法其實反證中央以往用權不夠制度化、法律法和程序化,各種「一國」踐踏「兩制」的做法如銅鑼灣書店案、干預各級選舉等,香港人深有體會。

 對於23條立法,劉認為國家安全問題愈來愈複雜,「以捍衛傳統國家安全為主要目的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已經難以滿足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更何况本港還未立法。

 劉的說法有點「公就我贏,字就你輸」的意味。23條立法前,因有立法漏洞,因此中央有大條道理插手香港事務;23條立法後,由於它只「捍衛傳統國家安全」,對「非傳統安全」保障不足,國家因而可以自行補漏,採取各種干預措施來自保安全。

 根據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觀和《國家安全法》,「非傳統安全」包括文化、意識形態、國家網絡主權、外太空、國際海底和極地安全等。

 此外,劉又指部分香港法官「不一定能夠充分意識到他們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責任,或者有可能對國家面對的安全威脅不理解和不重視」。

 劉沒有說明基於什麼案件的裁決而對香港法官有此印象,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今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的一番話,可以釋除劉教授的疑慮。馬說:「法官身負憲法責任,須循(遵)從法律,並只根據法律,獨立進行審判……法庭和法官在裁決法律糾紛時,只會考慮案件中涉及的法律及法律爭議點。裁決無關法律的政治、經濟或社會議題並不是法官的憲制職責。」

 對於愛國力量,劉兆佳則說他們「不夠強大、團結」,欠缺「統一領導和高超的管治本領」,「中央一定會與香港特區加強合作,讓愛國者能夠更快地進入各級管治架構中吸收經驗和發揮作用」。讓沒高超管治本領的人進入管治架構,對香港人是福是禍?

 「不愛國」者「阻頭阻勢」,愛國者又不成氣候,那麼中央豈不更大力干預和參與?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呂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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