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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華:「中國方案」讓中國回歸一個正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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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1 19:47:43 |顯示全部樓層
摘要:在命運多舛的中國近代歷史中,中國人對一個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會的追求已逾百年。而百年之中,憲政進程卻屢遭挫折,憲政的理念也在種種曲解、詭辯甚至污名化當中變得曖昧、模糊不清。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前赴後繼地思考和實踐著憲政理想,其實只是想要這個國家變得正常。新時期領導人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的表述,被視為中國社會向現代社會全面回歸、彙入文明主流的標志,這理當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動力。而在此繞圈子、設陷阱或畫地為牢的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毀壞中國社會的進步。

主題:中國方案

背景:習近平主席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說:「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方案」的含義是什麼?與其他國家的方案有什麼不同?您心中的「中國方案」是什麼樣的?

我心裡的中國方案沒有特色,而且標准很低

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是:你心中的「中國方案」是什麼樣的?我的回答非常簡單: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正常就好。什麼是正常的國家?實行依法治國,推進憲政民主,保障憲法賦予國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法律框架下保證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不保證人民一定幸福。幸福不幸福是個人自己的感受,各有不同的標准,無法統一實現。這個標准很低,並不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

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回答這個問題:

一、普世價值,本是常識

所謂普世價值,原本就是常識,既不需要高深玄奧的理論,也用不著紛繁復雜的論證,以現實為基礎,用常識來思考,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在我們的社會中,經常有主義至上,比如文革中有個說法,叫作「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今天看來這就違背了常識,對種地的農民來說,苗就是苗,草就是草,不受階級、主義的限定;為了收成好、能夠吃飽肚子,就是只能要苗不能要草。按照普通人常識性的理解,「普世價值」是指人類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共同價值觀和創造的文明成果,大體包括自由、民主、科學、法制、人權、公正、博愛等等理念。

我們不妨看一下歷史與現實。早在抗戰勝利之前,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的領導人也多次肯定包含民主自由在內的普世價值:胡錦濤主席2006年4月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說:「我們將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2月對普世價值全面闡述說:「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中共十八大更是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內容與普世價值衝突嗎?不衝突啊,非但不衝突,還多有重合,那為什麼還有人大張旗鼓地批普世價值?我認為中國人民應該把執政黨的承諾當真,努力踐行。

二、我們有多特殊?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強調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這時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有多特殊?特殊到我們還是不是人類?如果我們是人類,我們與其他的屬於人類社會成員的國家和人民們就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關系是一個長久爭論的話題。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不同標准和方式,二者其實並非絕然對立,非此即彼。在幾乎所有社會中,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都會並存;只是一般而言,傳統社會通常更強調和盛行特殊主義,而現代社會普遍主義會獲得更多的認同。畢竟,人類所構成的世界正變得愈來愈相似和關聯緊密,人們的社會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則與價值。

現代社會-人類學一直強調文化相對主義,對西方中心論和文化霸權持批判立場。其實這種相對主義也是相對的:相對於文化中心主義──即認為自身文化最為優越,最為文明,是全人類仿效的對像。但文化相對主義走到極端也會成為它所反對的文化特殊主義。所謂相對,就是反對絕對化、單極化;而主張的則是多元共存。既然要共存就須同場博弈,如同一起玩一場大游戲;而一起玩就得有相互認同的游戲規則──法律法規,就要有共同接受的價值標准──普世價值;因而,可以說普世價值是構成人類社會共同准則的理性基礎。

我們到底有多特殊?我們還是不是人類共同體中的成員?無論我們在飲食、服飾、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方面有多麼獨特,我們屬於人類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問題在於究竟是什麼讓我們如此特殊?以至於像是人類社會中的另類?

今天有人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叫做邏輯,一種叫做中國邏輯。中國邏輯經常是不講常識常理的邏輯。中國特色到底是什麼?我們不時看到有人用以證明「中國模式」的獨特和優越之作法:比如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國進民退,強調統一(相對於多元)、穩定(相對於動亂)壓倒一切,等等,以中國特殊之優越來證明共同價值之不存;而十分悖謬的是,與此同時這種論點還經常指責中國人民素質低,因而不適合民主。

中國人民要從被動的群眾成長為公民,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以人的自由、尊嚴以及積極進取的主體性為基礎,以人的自我啟蒙為條件。由此個人才不再是孤獨冷漠絕望的個體,而是現代社會中的公民──承擔作為公民的責任,為自己的權利負責,為公共事務負責。從現實的日常生活開始,為實現和保護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行動、而發聲,我們將證明中國人不是另類,而是人類大家庭中生而平等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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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3-1 19:48:14 |顯示全部樓層
三、警惕理性的僭越

理性的僭越就是致命的自負。以終極真理和單一道路為人類社會規劃未來,不能不說是一種理性的僭越與狂妄。而歷史已經清楚地證明:以最平等、最理想的社會、最美好的終極目標為追求對像,而且為達至目標不擇手段,不惜代價,最終必然導致巨大的災難性後果。

我們應重溫蘇格拉底的名言:「認識人的無知乃是智慧之源」。文明並不是由於理性的設計而來,那種認為人已然擁有了一種建構文明的心智和能力,從而應當按其設計創造文明的整個觀念,是一種謬誤。

正如哈耶克認為的,人們持續不斷使用的有關特定事實的知識,它們是變動不居、千變萬化的,其中大部分也只是散存於無數個人手中的知識,不適宜於被系統解釋。這些知識就是哈耶克所言的「分散知識」(dispersed knowledge)。哈耶克的意義在於:他主張的市場經濟、自發秩序、擴展秩序、分立知識等對於中國轉型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其論證不是基於道德立場,而是基於一個根本的事實:知識是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這些零散的知識不可能被彙集到一個人或某幾個人的頭腦中。因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僅僅是沒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這也正像米塞斯所說:「這些空想家熱衷於設計地球樂園的各種規劃,而所有這些規劃的共同特征就是,這些烏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須無條件地首先服從於其創建者,爾後還得繼續服從於其繼任者。」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理性的極度擴張、公權力的僭越,這些對於個人自由的侵犯都會導致奴役狀態的產生,無論它們以多美好的理想、形像、話語、表現形式出現,包括天下大同、共產主義理想、中國特色的XXXX都是這類美好烏托邦的標榜,而它們是不可能實現的,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追求這樣的目標只會導致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導致奴役和死亡。

社會之所以如今日所在,並不是人類理性有意設計的結果,而是人類行動過程所造成的制度演化和自發秩序擴展的結果。

四、正大光明,走向憲政,彙入人類文明主流

我理解的中國方案,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首先是在中國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這裡所說的社會公正不是均貧富、等收入,而是指權利的平等和機會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均等、財富的均等是不現實的、不可欲的,違反天道與人性;追求這種平等或以這種平等為標榜的運動最終都導致惡果:即人民極度貧困,且同等地貧困;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在權力、財富、地位方面的差距如天壤之別。實現社會公正,要靠憲政民主,依法治國,也就是所有個人、組織都在共同規則-法律框架下行動。英國的君主立憲也是強調王在法下,而不是相反;還有剛才幾位老師都提到的司法獨立,而不是權比法大。

在命運多舛的近代歷史中,中國人對一個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社會的追求已逾百年。而百年之中,憲政進程卻屢遭挫折,憲政的理念也在種種曲解、詭辯甚至污名化當中變得曖昧、模糊不清。

憲政作為制度,是基於人性惡的設計。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大衛•休謨說:在設計任何政府體制時,必須把政府裡的每個掌權者「都設想為無賴之徒,並設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其他目標」。麥迪遜等在《聯邦黨人文集》中也認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第51篇)。林達曾以「一個收銀機的故事」來說明制度作為一種機制的發明,如何解決了人的不可靠性──收銀機保障了對於不可靠的人的篩選,和對於不可靠行為的監督和控制;[1] 恰恰因為人是有弱點的,人是靠不住的,甚至總統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須依靠制度設計實現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而不是寄希望於「素質」最佳和「道德」最優。美國的立國之父們曠日持久的「制憲會議」,就是在設計這樣一種分權制衡的機制。

英年早逝的憲政學者蔡定劍先生有言:「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這是他留給外界的最後一句話,被稱為「留下了長長的中國夢」(南方日報)。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前赴後繼地思考和實踐著憲政理想,其實只是想要這個國家變得正常。

概而言之,憲政是作為機制的制度,即能夠實際運作起來的制度,而不僅僅是停留於紙面的法律條文。中國當前之所以有憲法有法律而無法治,就在於憲政尚未真正運轉起來。百年蹉跎,時不我待,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的憲政民主須盡快上路。新時期領導人對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的表述,被視為中國社會向現代社會全面回歸、彙入文明主流的標志,這理當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動力。而在此繞圈子、設陷阱或畫地為牢的做法都是在拖延乃至毀壞中國社會的進步。

普世價值,本是常識;依法治國,方為正途;憲政之路,才是光明之路,光榮之路。

                                        2016年12月18日
(載於《中國與世界觀察》2017年第1期)

[1] 林達:《總統是靠不住的》,三聯書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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