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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時期美國政府對華的軍火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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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8 23:15:46 |顯示全部樓層
本帖最後由 lasergun 於 2018-7-8 23:19 編輯

1946年7月29日,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建議下對華實施軍火禁運,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火禁運。1947年3月21日,國民政府的彈藥供應已達到危急程度,而剛好這也是國軍停止不斷勝利的時候,可以看出儲存半年的美式軍火用完後對國軍的極大影響,這也是國共內戰中國軍失敗的最重要原因,而我們卻對這短歷史一片空白...

二戰後歐美國家政府民眾普遍反戰厭戰,對於中國國共內戰十分不滿,一場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拉開帷幕。1946年,美國通過決議禁止向中國交戰雙方提供武器,從7月29日美國方面已拒絕簽發向中國提供武器的出口許可,禁運開始生效了。實際上,美國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開始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武器。美國武器禁運的同時,英國對南京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拒絕了南京國民政府購買槍炮子彈、艦炮、飛機機架等請求。英國外交部宣稱:“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中國現時的內戰。為了這一目標,只要內戰還在持續,我們就不向中國出口任何戰爭物資”。

由於美英在當時條件下巨大的影響力,沒有一個武器出口國向國民政府出售武器。

中國當時交戰雙方的情況很清楚,國民政府購買使用美國武器,TG購買使用蘇聯武器,美國的決議實際上只捆住了國民政府的手腳,掐住了國民政府的脖子。國民政府既失去外援,又無法繼續購買武器,損失的武器系統得不到有效補充,而TG卻有蘇聯源源不斷的軍事援助,力量對比呈現此消彼長的特徵,這成為中華民國戰敗的的最重要因素。

《追根朔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中,資中筠認為,從1946年8月起,美國政府開始暫停向國民政府運送某些軍事物資。在《中美關係史(1911~1949)》中,陶文釗也認為,美國是從8月起對國民政府實行禁運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華民國史》中,張憲文指出,軍火禁運是在馬歇爾的建議下,由杜魯門總統于7月29日宣佈的。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中,鄒讜則認為,禁令是由馬歇爾頒佈,自1946年7月29日開始生效的。[注尾]

7月23日,中國政府駐華盛頓的物資供應委員會向美國國務院申請出口准許證,運送從美國商業公司和戰爭資產管理局購買的1.3億發7.92毫米口徑子彈。這批軍火是抗戰時期美國專門為中國製造的,中國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據《租借法》購買了這批軍火。在國務院的馬歇爾助手卡特上校當時已得知他的禁運意向,遂詢問馬歇爾這批物資是否正常供應。馬歇爾告訴卡特,他並不反對禁運,“只要禁運符合美國的最高利益,美國將對一切尚未運出的物資實行禁運,不論這些物資是否已經付款。”[注釋]General Marshall to Colonel Marshall S. Carter, July 26, 1946, FRUS, 1946, Vol.10, p.755.[注尾]

7月29日,馬歇爾正式宣佈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注釋]John E. Jessup: A Chronology of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1945-1985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9), p.14;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停日誌》,第120頁。[注尾]

8月,當中國物資公司再度提出1.3億發7.92毫米口徑子彈事宜時,國務院當即明確拒絕發放這批彈藥的出口許可證。[注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9、21頁;The Chief of the Munitions Division (Cummin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upply Commission (Wang), Aug. 23, FRUS, 1946, Vol.10, p.757.[注尾]

這批物資遂成為禁運令實施後第一批被禁物資。

得知禁運消息後,俞大維便向馬歇爾抱怨,美國的這一政策“將我們的政府置於非常困難的境地”。蔣介石得知該消息的第一反應便是“國軍補給,遂因此而完全陷於困境矣”[注釋]《蔣主席日記(1946年8月18日)》,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三)》,第212頁。禁運未能在短期內獲致效果,但並不意味著禁運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像禁運這樣的事件,其後果通常不會在第一時間顯現,而存在一個滯後期。禁運實施前,國民政府已儲備了巨大的美援軍火庫存,足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的軍事進攻。在這段時間內,自然很難體現出禁運所帶來的影響。因此,要弄清楚禁運帶來的真實影響,需要從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段來觀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國軍持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消耗了大量的軍火,使得其及時地補給軍火變得愈加迫切。據統計,1947年國軍的軍火消耗量,明顯高於抗日戰爭時期年均消耗量,也高於抗戰時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槍損耗是抗戰年均損耗數的300%,手機槍[注釋]即衝鋒槍。是7627%,輕機槍是379%,重機槍是278%,手槍是473%,迫擊炮是741%,山、野、榴彈炮是476%,槍擲彈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槍彈是202%,迫炮彈是320%,步、山、野,榴炮彈是138%,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62%,火箭彈是567%。即使用抗戰時期軍火消耗的最高年份與1947年相比較,這個數字依然非常驚人。1947年的步槍消耗是抗戰時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機槍是110%,輕機槍是177%,重機槍是211%,手槍是2244%,迫擊炮是101%,山、野、榴彈炮是118%,槍擲彈筒是157%,槍彈是114%,迫炮彈是234%,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81%。如此巨大的軍火消耗可以判定,國軍進行內戰的規模遠大於此前抗戰的規模。

巨大的戰爭規模,使國軍軍火庫存量急劇減少,美式軍火的告罄意味著軍隊不得不依靠自產軍火維持今後的軍事行動。為及時將消耗的軍火給予補充,國內軍工廠開足馬力,加緊生產以補充前線所需。1947年步槍生產量是抗戰時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機槍是694%,輕機槍是393%,重機槍是296%,手槍是2469%,迫擊炮是370%,山、野、榴彈炮是165%,槍擲彈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槍彈是177%,迫炮彈是434%,步、山、野,榴炮彈是164%,手榴彈、槍制榴彈是179%,戰防槍彈是186%,火箭彈是212%。雖然生產量比抗戰時期大為增加,但國民政府自產軍火依然難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槍彈的生產量是15 797 750發,而消耗達35 903 400發,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2.27倍,迫炮彈的生產量為146 355發,而消耗量則達到201 737,消耗量是生產能力的1.38倍。[注釋]《1947年度械彈補充損耗數與抗戰各年度平均補充損耗數比較表(1948年7月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兵工署檔案,全宗號七七四,案卷號369。[注尾]

例如,1947年2月27日,聯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電西安第七補給區,要求補給中正式步槍3 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補給區之中正式步槍,均已支配無餘”。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轉給兵工署軍械司的特急電報中稱,補發給206師的步槍因庫無存品而未能撥發到位。[注釋]《彈藥供應情況說明(1947年4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兵工署檔案,全宗號七七四,案卷號1162。[注尾]

在頒佈禁令的同時,美國通知英國、加拿大和比利時等歐洲國家,要求它們採取同步的行動,這一請求得到了它們的贊同。自1946年8月,英國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國提供軍火,隨後還進一步將禁運的範圍擴大到飛機零件以及相關資料等方面。[注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 20;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FRUS, 1946, Vol.10, pp.764, 785.[注尾]

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配合行動,杜絕了國府自其他途徑補充軍火的可能性,強化了禁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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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7-8 23:19:48 |顯示全部樓層
對於軍火供應的緊張狀況,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覺。1947年3月21日,他向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彈藥供應已達到危急程度。有相當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當前軍火消費水準,美式裝備和訓練的部隊只有3個月的彈藥了”,且武器、運輸車輛和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均已為國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難及。

到達東北後,魏德邁發現,由於槍械彈藥補充的嚴重不足,原來由美國在印度裝備和訓練的新六軍已不再是當年的新六軍。其軍長廖耀湘告訴魏,新六軍在東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補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槍彈方面,“自動武器大都消磨太厲害,衝鋒槍有好多已不能連發。”“自動武器和迫擊炮沒有充足的彈藥補給,尤以炮彈奇缺”;在運輸工具方面,“汽車和其他特種車輛,都已到報廢年齡”;在士氣上,“新六軍戰鬥力趕不上當年的1/3,官兵素質減低,士氣戰志都低。” [注釋]廖耀湘、杜建時:《我們所知道的關於美蔣勾結的內幕情況》,《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第59~60頁。[注尾]

對於械彈的短缺程度及其影響之深,連魏德邁都始料未及。

與軍火禁運令所帶來的遲滯效果相同,在禁令取消後,軍火禁運同樣帶來了後續軍火的供應緊張。1947年3月份開始凸顯的軍火匱乏,不僅造成了軍火庫的虧空,而且透支了應有的軍火庫存,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1947年以後國軍軍火供應的持續緊張。另據魏德邁報告,紐約懷特工程公司的一位元工程師在戰爭期間住在蘇北,他親眼見到成千上萬的軍隊撤退,皆因彈藥不繼。[注釋]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程之行譯),臺北?華南書局,1959年版,第343頁。[注尾]

就軍火供應問題,俞大維特地與吉倫會談,俞大維向吉倫表示,“由於美式軍火的短缺,美式裝備師很快就將失去戰鬥力”,並委婉地指出美方對國民政府由於禁運造成的戰爭失利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注釋]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31, 1947, FRUS, 1947, Vol.7, p.812;Memorandum by Brigadier General T. S. Timberman, U.S. Army Representation in the Embassy Executive Office, to the Minister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Butterworth), April 22, 1947, FRUS, 1947, Vol.7, pp.821~822;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8, 1947, FRUS, 1947, Vol.7, p.824.[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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