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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不为人知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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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不为人知的黑暗面

2015-06-23
文:额尔瑾

日前,香港立法会举行的普选法案表决的结果是未通过,这使得2017年第五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能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而在表决过程中,反对派不顾民意,一意孤行的行为令人叹息。在许多反对派或者说“港独”分子的眼中,港英政府时期的生活成了天堂,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但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其实也没有表面光鲜。

在人们通常印象中,港英是东方之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甚至是亚洲最富裕的地区。而现在的香港经济发展明显不如过去,因此就会把责任推到了中央政府的身上,可殊不知,所谓的东方之珠只是“描金箱子白铜锁,外面红来里头空”。香港刚回归的那几年,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骄人成绩报道非常多,却忽略了港英政府留下的贫困问题,这非常不利于人们全面的了解香港以及英国殖民统治的嘴脸。

抗战胜利后的香港

有这样一组数据,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1993年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为21560美元, 大约相当于美国人均总值的87.1% 仅次于美国、瑞士和科威特, 名列全球第四。但这份报告同时也指出,在24个最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当中,香港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平均的。这就是说,在港英政府统治了这些年后,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荣幸”地登上了所有国家和地区之最,甚至高于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当时的香港,社会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根本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以上这些都可以从相关的数据当中清楚的看到。1982年,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系的周永新教授发表了一项贫困问题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当时香港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为162299户,占到总户数的13%。到了1995年,香港乐施会发表《去权与充权: 关于香港低收入住户的探索性研究》,在报告中提到香港的贫困人口大约有23万户,占到总户数的14.1%。而从1982年到1995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恰好是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但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是什么造成了贫困人口如此庞大?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港英时期,普通的香港民众究竟都在面对什么。

七十年代末开始,香港的经济从制造业为中心向服务业为中心转型。制造业的萎缩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的制造业工人被裁员,而这些人当中还包括了大量的中老年工人,他们不得已要面临失业的状态,最终沦为贫困人口。至于留下的那些制造业工人生活也不好过,因为用工大于需求,所以留下来的工人基本很难有涨工资的机会,物价却一直是在升高的状态,此消彼长之间,就不得已也成为另一类贫困人口。

回归前的香港马路上

除此之外,当时的港英政府并没有一套公共的退休保障体系,即便是香港的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时,政府对老年人的保障投入也是杯水车薪。除了社会上一小部分幸运的退休者能够在任职机构拿到退休金以外,大部分人退休之后只能依赖其他收入,或者是政府的综合保障援助金,还有一些人就得依靠家里其他人的供养,最终落入贫困。

即便你幸运地没有被裁员,工资涨幅也算合理,家里没有老人需要供养,也不代表就不会落入贫困。因为当时香港的房价和租金节节上涨,许多市民都不堪重负。收入低的人群,特别是没有编配入住公屋的低收入家庭,都会因为高昂的房价和租金落入贫困。回归前,一个普通五六十平方米的住宅,售价能达到二三百万元,相当于当时普通打工仔四五十年的总收入。香港当时每个家庭都要将每月近65%-79%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或贷款,这一数字就是今天,大多数的上班族也是承受不起的。

造成高房价的原因是由于港英政府的高地价政策。政府掌握了所有新土地的供应,并以竞投的方式以远近超出实际价格售出。地产商高价买到地皮,自然要把成本转嫁到购买者身上。港英政府通过卖地皮赚了不少钱,大概有30%-40%的收入来自卖地和与土地有关的税收上。虽然,也会有一些比私营房屋租金要便宜的公营房屋,但会有许多条文限制,即便符合条件也要等上6-10年左右。那么低收入人群在等待入住公屋的这段时间内,就不得不去租住价格昂贵私营房屋,因此致贫的人不在少数。

香港人民所面临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不仅是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民生上的无法保障,即便是在政治上,港英政府无不是体现其殖民的本质。1843年6月,璞鼎查正式成立了港英政府。初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存在三权分立,殖民官僚基本是军人出身,集军事、行政、立法、司法等职权于一身。对待华人上,政府方面也是处处彰显歧视。1842 年10 月港英政府颁布了宵禁令,规定华人在晚上11 时以后禁止夜行。次年进一步规定华人在入夜后至晚上10 时的一段时间内,如果夜行要带油灯或灯笼一个,以资识别。晚上超过10 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宵禁以鸣炮为号,指示宵禁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这一宵禁令一直持续了55年,到1897年才废除。

港英政府统治初期,对华人的统治表现为专制和暴力。除了军队和警察,港英政府将立法、司法、行政等专制机器的强制性功能发挥到极致。对待港人,他们会滥用酷刑,比如烙刑、笞刑、戴枷示众、立木笼等。其手段残忍程度并不比封建制度统治下的要差。

这之后,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涨,香港华人势力不断壮大,港英政府像挤牙膏似的发放出了一点点政治权利。港英政府的政治权利被迫由殖民官僚和香港英资财团垄断局面演化为向香港华人上层社会开放。立法局里加入了华人议员,行政局也为华人设立了议席,但是华洋学校和华洋居住地却依然楚河汉界,非常明显。

港英政府政治制度的每一项变化都需要英国政府的首肯,即便是港督也无济于事。至于作为港英政府的最高首长、英皇在香港政治代表的港督这一职位,则是由英皇委任和罢免,跟香港民众的意愿没有半毛钱关系。

由此可见,港英政府时期根本不存在“港独”分子口中的民主,殖民统治是不可能出现民主的。而香港的经济发展,也是踩着多数香港普通民众利益来实现的。事实证明,香港回归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做到“港人治港”的承诺,也只有中央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为香港数百万民众的生活与发展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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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20年 懷念英國人?

2017-06-28
作者:石濤/樂然
源文:http://news.mingjingnews.com/

距離1997年已經20年,回歸中國的香港人究竟如何看待這20年?對於從前的殖民者,香港人又有什麼感想?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經歷,讓每個港人對這些問題給出不同的答案。

從隆隆作響的有軌電車、喧鬧非凡的跑馬場,到司法體制和愛吃午餐肉的習俗,雖然主權回歸中國已近20年,香港卻依然保持了眾多英國殖民時期的"餘味"。而在對於北京持續不滿的情緒之下,這些"港英特色"逐漸成為了反抗運動的標誌。

這些標誌中最為醒目的也許就是港英時代的旗幟。一些反對中國政府的香港年青抗議者們揮舞著這面帶有英國標誌的藍色旗幟,在中國隊與香港隊進行世界盃外圍賽時,部分球迷也展示了它的身影。在這些反抗者眼中,北京日益滲透香港的政治、教育和媒體,令他們忍無可忍。




"香港歸英"?

其中一些人甚至推動香港獨立,但是賴綺雯和她的夥伴們則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回歸英國。這位39歲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經常在政治遊行中揮舞港英旗幟,同時也領導者一個自稱為"香港歸英運動"的小團體。"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香港和英國已經證明可以在一個運行良好的系統中共存,"賴綺雯對法新社表示。"中國根本無法管制香港。兩者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樣。"

貧富差距加大、住房緊缺,而內地投資者的蜂擁而入讓矛盾更加尖銳,香港本土居民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退休銀行職員吳女士則認為,回歸之前的香港社會更加公平。"過去20年裡,情況逐漸發生改變。就生活水平、民眾自由度而言,簡直是一場災難。"


一些香港人認為北京對香港媒體施加巨大影響力

1841年,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獲勝後將香港據為殖民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九龍也被納入英國控制範圍,1898年,新界也成為"租界",租期長達99年。

1997年,這份"百年租約"到期,香港主權歸還中國。英國與中國達成聯合聲明,旨在保護香港的半自治地位、自由以及生活方式。中國政府承諾,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並不完整的歷史回憶

歷史學家高馬可(John Carroll)表示,英國通知香港的大部分時間內"避免了(在英帝國其他地區實施的)過激做法"。他認為,香港人對於港英時代的懷念大部分是來源於對英國統治後期的記憶。

上世紀80和90年代,香港經歷了一段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的黃金期,而香港文化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興趣:其代表包括李小龍的功夫片、吳宇森和王家衛的電影。

不過,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早年也曾有過黑暗的歷史篇章。1967年因貧困和腐敗而引發的那場暴亂(史稱"六七暴動")導致大量抗議者被捕,中文媒體遭到嚴格審查。警方刑求被捕者的消息時有所聞。

高馬可同時指出,港英時代的民主改革並不中立,而且姍姍來遲:"我確實認為,有鑑於英國政府在如此長時期內剝奪香港人的權利,一些人呼籲香港回歸英國是充滿諷刺意味的事情。"

退休前是一名護士的唐女士曾在"六七暴動"中被捕,今年她已66歲。她表示:"我非常高興英國人離開了。……有人說殖民時代比較好,這只是因為他們毫無經驗,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太年輕。"


郵筒、碼頭都成"戰場"

如今,港英旗幟再次出現在香港,曾是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參與香港回歸談判的北京官員陳佐洱表示,香港必須擺脫殖民歷史。但這一主張遭到了部分港人的堅決抵制。

2015年,香港郵政署決定統一郵筒上的標誌,以該署的"蜂鳥"替代原本的王冠及英國王室徽號,引發保育人士的反對。2007年,皇后碼頭事件同樣引發爭議。特區政府決定將港英時代英國達官貴族抵達香港停靠的這一碼頭拆遷,反對者策劃靜坐絕食運動試圖反制,但最終宣告失敗。



2007年的「保護皇后碼頭運動」轟動一時

現年65歲的前港英軍隊華人將領林秉惠至今仍生活在香港。他在英軍中服役長達24年,在運輸部隊中從士兵一路升到上尉軍銜。他還是大英帝國員佐勛章(MBE)獲得者。

他表示,近年來邀請他開設講座,講述英國在1941年二戰期間保衛香港免受日本侵略的本土民眾越來越多,也有更多人願意參加他組織的香港舊日戰地遊覽活動。"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有興趣瞭解香港自己的歷史故事,"林秉惠表示。

不過,林秉惠也坦陳在軍隊中必須比非華人同僚"工作更加勤奮努力"才能證明自己。1997年,林秉惠退役,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的物流經理,同時擔任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香港分會的副主席。

即將迎來香港回歸中國20週年的時刻,林秉惠充滿樂觀情緒。"我完全不擔心香港的未來",他認為香港作為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之間的商貿門戶依然可以有所作為。

最近幾年來發生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恰恰證明了這座城市的自由精神,而這一切在殖民時代是無法想像的。林秉惠總結道:"香港人對於英國人沒有任何不快的情緒,但我也不會特別說英國人比中國人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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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英国统治期有没有推动民主制度?

2014年10月4日 美国之音
源文:https://www.voachinese.com/


香港在1841年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两年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布了《香港殖民地宪章》,以作为香港法律的基本依据。香港的行政首脑是英国任命的总督,立法机构则是由官方委任的香港立法局。1884年,当局任命了第一位华人议员,也就是后来成为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的伍廷芳。在英国统治的头一百年间,香港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政治改革风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月30日,英国宣布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3年零8个月前香港沦陷时成为日军战俘的香港总督杨慕琪(Sir Mark Young)第二年5月重新上任。这位出生在英属印度的剑桥毕业生终生在大英日不落帝国的各个殖民地任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41年9月,杨慕琪接任香港总督,三个多月后就被俘。在三年多的关押期间,他受到了日军的残酷折磨,也亲身地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痛苦。

回到港督任上之后,杨慕琪在1946年8月推出了历史性的政治改革计划,希望能够给予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权力。他的计划中包括建立一个包括30人的市议会,华人与英国人各占一半。三分之二的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三分之一委任。市议会的权力很有限,只能管理如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这类具体的市政方针。

这份被称作《杨慕琪计划》的方案尽管并非激进,但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香港,各界很难就改革达成共识。正值此时,中国大陆内战激烈,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政治改革的方案不再是当务之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英国于1950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不马上收回香港,同时也反对英国人给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权。1952年,英国宣布,不会在香港推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拖延了数年的《杨慕琪计划》就此告吹。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期间,英国人在亚洲的殖民地中推动了各种政治改革计划,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等国家都纷纷通过普选与公投的方式获得独立。而香港在这期间却没有任何动静,这与中国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记载了1958年1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英国代表团时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转达的话:“如今英国和香港政府中有人阴谋将香港变成新加坡那样的自治领。希望麦克米伦明白,中国会将任何令香港变成自治领的做法视之为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香港今日的殖民地地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中国政府最担心的是,香港人一旦享有民主权利,便会成为一个自治的地区,进而像新加坡那样脱离英国独立。当时的香港居民中,有大批在内战、土改时期逃离大陆的难民,后来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又有数以十万计的大陆人冒死逃到香港。他们如果手中有选票,绝对不会选择回归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在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香港成为各种国际政治势力出没的都会,出现了数次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包括1956年因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而出现的大规模骚乱以及1967年受文革风潮波及的六七暴动。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进行了许多政治改革,立法局的成员从原来的十八人增加到1980年的五十人。大批华人进入政府管理层。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保证了政治的廉洁与清明。香港在这期间经济起飞,跻身于“亚洲四小龙”的行列。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之间在1898年签署的条约即将在1997年届满,回归中国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当时香港人将回归称之为“九七大限”,人心开始恐慌。面对这种情况,香港政府也开始研究如何赋予香港人更多的政治权利,以通过更多的“港人治港”的方式来为回归后保障香港的稳定铺平道路。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她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将主权与治权分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收回主权,而英国人依然保留管理香港的权力。这个提议被邓小平一口拒绝了。邓小平说,未来要实行的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1984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表中方、英国首相撒切尔代表英方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协定中阐明了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1990年4月,中国人大颁布《香港基本法》。

而在香港这方面,英国人也在加紧推动香港的民主化。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尽快开始香港立法局的选举。次年,选举以间接的方式举行,也就是有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来选出。此后,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开展了要求直选的运动。1991年,香港第一次进行部分议席的直选,56名议员中有18人直接由选区的公民选出。

越是接近回归,港人中民主与直选的呼声越高。1992年,彭定康接任港督,为回归作准备。他很快就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准备在回归之前更多地扩大直选范围,增加港人的民主权利。方案中包括将行政与立法两个部门分开,让行政部门成为一个非政党型的机构,推动精英治港。而立法局的选举中设立了九个新的功能界别,也就是所谓“新九组”:渔农、矿产、能源及建造界,纺织及制衣界,制造界,进出口界,批发及零售界,酒店及饮食界,运输及通讯界,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界,公共、社会及个人服务界。代表新九组的议员都是每个行业的在职人士一人一票直选出来的。1995年的立法局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届完全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对于彭定康的政改,中国政府大为恼火。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直斥彭定康为“千古罪人”。原来北京承诺,1995年选出的立法局会“乘坐直通车”变身成为香港行政特区的立法机构。但后来宣布选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于是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临时立法会。而香港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将临时立法会宣布为非法组织。所以在97回归之前,这个临时立法会的成员都必须到深圳去开会。在回归之后,临时立法会变成正式的立法机构。在回归当天的凌晨,新的立法会开会,恢复了一批已经被废除的法律,也取消了一批已经通过的法律。在恢复的法律中,包括限制公民自由的《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在取消的法案中,包括《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工会集体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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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公署捉拿港英总警司葛柏(1)

2006年 现代阅读
源文:http://www.readit.com.cn/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便是贪污,而警方的严重贪污,更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就在这时,人们注意到了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正是这样一个靠贪污发家致富的人物。



捉拿港英总警司葛柏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便是贪污,而警方的严重贪污,更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就在这时,人们注意到了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正是这样一个靠贪污发家致富的人物。

    将葛柏捉拿归案的全过程,好似一出警匪片一样,情节跌宕起伏。葛柏越过重重关卡逃回英国,港英当局则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证人证物,最后则是动用直升机、私家轿车等交通工具,极尽豪华地将其押解回港。最终,正义得以彰显,葛柏被判入狱。




    港英当局为了消除当时香港公务员特别是警方的严重贪污,决定设立廉政公署,先从英籍总警司葛柏抓起,是老谋深算的做法。香港的警务人员大部分是华人,中上层的警官大部分是英国人。如果先抓华人贪污大案,会激起华人警员警官的强烈不满,使反贪一开始就难以取得进展。先抓葛柏,一方面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给警方一个明确的信号:反贪一视同仁,不会采取双重标准。事实证明这一招是见效的,廉署成立伊始就先声夺人,树立了反贪的权威。

    香港1973: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1973年,此时的中国内地还处于文革的动乱时期,而地处珠江出海口的香港,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社会上歌舞升平,一片繁荣景象。不过香港第一个股灾也正是在这年3月爆发的,恒生指数由1700点暴跌到500点,1972年的全民炒股到了此时,已经变成了全民恐慌。3月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逾万教师走上街头,参与反对减薪的大游行,规模之大在香港是史无前例,港英被迫收回成命。

    第一个名扬国际的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在这年夏天暴毙,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华人为之震惊和悲伤。香港的无线电视台首次举办香港小姐选举。当时19岁的台湾美人林青霞这年第一次出现在《明报周刊》的封面,这些都是港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港英政府从税收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在这一年开始兴建公屋,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提供符合基本要求而又租金低廉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善。

    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香港从开埠以来就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之前,香港经济主要是依靠自由港地位从事转口,经济规模不大,官员的贪污和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纪律部队(包括警察、海关、出入境管理、惩教、消防等部门)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受贿、贪污的腐败情况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不断出炉,市民不仅熟知门路,甚至将贿款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警察单位,贿赂尤其严重,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造成社会秩序失序,市民苦不堪言,这时才真正感受到贪污的祸害。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成为一种潜规则。民众对此十分不满,60年代中期一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反对港英统治的情绪也开始抬头。

    除了在官场,贪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也相当严重,例如救护人员送病人就医前要索取“茶钱”,消防队员开水喉(自来水管)灭火要收“开喉费”,医院病人也要“打赏”给打扫的清洁妇,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所以当时市民只要使用公家机关的资源,就必须要知道怎样行贿。

    此时在香港大学生中,保钓一代已经产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大学生当中激荡。香港培养精英的主要学府是香港大学,在这一年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批精英,在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香港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名人。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殖民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对港英当局构成了极大的压力。港英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较彻底地展开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港英的殖民统治就会受到强大的挑战。

    总警司的钱从哪里来?

    在此时,葛柏案的爆发就有了那么一点顺理成章的意思,而葛柏案的查处,也就直接促成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葛柏(PeterGodber)是英国人,从1953年开始在香港警界工作,先后在湾仔和启德机场的警署任职。当时香港警方各级警官中,来自祖家(香港民众对英国的一种称呼)的比例很大,葛柏就是大批来自英国的警察之一。葛柏被调查时,已经是香港警方的总警司,在香港警方的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

    港英时期的香港警方也有内部的调查机制即检举贪污组,他们在1970年代初已经开始怀疑葛柏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警察的工资。一笔1.2万加元的储蓄,首次引起香港警方对葛柏财富来源的怀疑。虽然警方当时还没有掌握显示这笔存款属贪污所得的证据,但帐户是葛柏用假名“卓柏”和虚构的外交官身份,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开设的,警方当然不会对开设帐户背后的理由视若无睹,因此调查随即展开。

    警方自1971年开始调查葛柏,但搜查取证工作并不顺利,这个代号为“哈瓦那”的调查工作停滞不前。葛柏申请提早于1973年7月退休。就在葛柏退休前三个月,当时的警务处处长再次收到情报,表明葛柏不断将大批现款汇到海外。检举贪污组全速展开大规模调查,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持牌银行,追查葛柏的财政状况。他们起初发现葛柏在港拥有近32万港元存款,另外刚汇出两万加元到其加拿大的帐户。后来葛柏申请再提前一个月退休,警方遂加快搜证,发现他在之前的五年内,在本港的储蓄或海外汇款高达62.4万港元,存款和汇款的地点分布于澳洲、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地。这笔款项差不多相等于他由1952年到1973年任职警界所得的薪金总额。表面证据成立,葛柏又退休离港在即,警方虽仍未能证明其财富乃是从贪污得来,但认为不可再拖延,必须先发制人,当即向警务处处长申请勒令葛柏暂时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作为法律根据,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在通知葛柏受审当日,调查人员搜查葛柏寓所及汽车,并分别在其汽车及宿舍内搜出三本疑为“收取黑钱”的记录册及一批与其财富有关的文件,还有两盒共数十条银条。

    点算这些证物,葛柏的表面财富已超过437万港元,差不多等于他任职警界以来全部薪金的六倍。以当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说,葛柏绝对可称得上为超级富豪。

    搜查葛柏行动后,警方随即部署,决定在6月11日,即葛柏解释财富来源的一个星期限期届满时,如果葛柏不能作出满意解释,便立即拘捕他。同时,为防止葛柏畏罪潜逃,警方更要求当时的人民入境事务处通知其辖下启德机场的各个关卡人员,禁止葛柏离境。但是法例上容许的这一星期的“真空期”却令形势发生逆转。在6月11日前,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葛柏有罪,警方无权逮捕葛柏,也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于是,6月8日,葛柏凭借着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返英。  

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捉拿葛柏

    葛柏遭到警方的搜查之后,香港报纸就开始追踪这桩案件的进展,社会各界都在猜测,这个因为收受了大量贿赂而致富的警方高层,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香港市民以这只大老虎是否会被捉,作为观察港英是否真的有决心和能力肃贪的验金石。

    葛柏在警方的眼鼻子底下公然潜逃回到英国。消息见报,积怨已久的民意爆发。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港九各地上千人在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响彻维港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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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jkmss007 於 2018-12-1 07:55 編輯


香港廉政公署捉拿港英总警司葛柏(2)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SirA.Blair-kerr)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

    葛柏成功潜逃回英国,以为可逍遥法外,用不义之财安度余生。这位贪官认定由于港英两地法例不同,英国并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称”的控罪,因此港府难以以此控罪引渡他回港。

    葛柏的如意算盘的确几乎令警方检举贪污组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过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并未气馁,这个新的反贪机构决心要找出新证据,将这个大贪官绳之于法。当时,廉署派出多名首长级人员,包括廉署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JohnPrendergast)、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GeraldHarknett)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可惜,物证虽有,却苦无人证。当时参与“捉拿葛柏”的现任廉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说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于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信心。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证据

    经过不懈的努力,廉署的调查最终有了新突破。当时,一名涉及另一宗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狱中表示愿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华籍前警司2.5万元贿款,以助该华人警官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廉署执行处处长及副处长亲自参与搜集证据,他们多次亲自到狱中向这名前警司录取口供。有了这个证人,廉署立即拘捕该名华籍前警司,并于1974年4月29日透过英国警方协助,将葛柏拘捕。涉案的这名华籍前警司也答应转为廉署污点证人,指证葛柏的贪污罪行。

    事实上,两位前警司的口供跟廉署已取得的物证颇为吻合。警方之前在葛柏寓所搜出的证物中,其中有两张纸,葛柏在上面亲笔记录了财富状况,廉署根据这件证物,从中计算出在1971年5至11月期间,即葛柏收受该名华籍前警司的贿款后,葛柏的财富明显有可观进账,数目急升9万多港元,此笔巨款应该已包括了前述2.5万元的贿款和其他贪污收入。

    人证物证俱在,廉署人员随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审的行动。但葛柏在引渡聆讯中矢口否认控罪,令廉署的引渡行动一再受阻。最后,经过近八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

    声东击西,押回葛柏

    在葛柏逃离香港一年半之久后,1975年1月7日,廉署终于在高度严密的保安下,将其押解返港。这次的押解过程,其惊险刺激程度,如同一场好莱坞大片。

    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逾百名中外记者早已在各有利据点等候多时,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记者分别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预早泊在机场闸口的汽车附近。正当记者们巴望着葛柏数分钟内出现时,停机坪那边却突然响起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葛柏已被押上直升机,又一次“逃”离机场了。

    参与安排葛柏押解过程的现任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忆述当年的特别任务时说:“葛柏案如此轰动,我们预计机场必会聚集大批记者及市民,为免人多造成混乱及防碍保安,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安排了两辆汽车停泊在机场接机闸口附近,假装接机,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在葛柏乘搭的航机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部直升机,待葛柏在航机内办妥入境手续后,便把他带往直升机直飞中环添马舰,再转送到中央裁判署。为掩人耳目,他们弃用了政府车辆,在事前征用了一名调查员亲友的车,这辆名贵轿车全港仅有几辆。而为免葛柏被记者摄入镜头,更在车窗上贴上玻璃纸。此外,还租借了两辆汽车作护航。

    黄国梁说在解送葛柏往裁判署的过程中,时间必须分秒不差,保安任务才可以成功完成。因此行动之前,廉署人员曾多番“试路”,计算各步骤及路程所需时间,务求行动的每一步准确地配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行动当日,我们在机场真的成功转移了记者及围观市民的视线,但记者一看到接载葛柏的直升机起飞,便立即由启德机场开车赶往港岛金钟的添马舰(现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部),穷追不舍。而正当我们由添马舰驾车解送葛柏到中央裁判署时,其中一辆护送车却突然抛锚,吓得我们一头大汗。幸好数分钟后,车辆恢复正常,总算有惊无险。”黄国梁说。

    而那边,记者仍然不放过每个采访拍照的机会,数十部摩托车和采访车风驰电掣紧贴解送车队的四周。黄国梁说:“当时的记者,一个驾着摩托车,另一个转身坐在后座,不停拍摄载着葛柏的房车,可谓险象环生。”

    黄国梁说除了声东击西策略外,整个行动还有其他保安措施配合。例如廉署首次派遣六名配枪人员与近二十名调查人员,“贴身”保护疑犯,再加上警方的协助,阵容的确非常鼎盛。此外,身为押解队之首的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在由伦敦起解到香港中央裁判署整个过程中,一直“贴身保护”葛柏,到达香港时,更用手铐把自己和他扣起来,以确保万无一失。

    黄国梁透露,为了部署这个特别任务,杜绝任何泄密的可能性,接机过程的保安措施全都在负责这次行动的高级调查主任家中策划及部署。他说:“就连行动当日,我们十多位队员也是在他的家里集合及出发。除我们及高层之外,没有人知道整套保安计划是怎样执行。”

    将总警司定罪

    葛柏于1974年2月17日在维多利亚法院接受审讯。当时港英政府更首次从英国聘请优秀的法律专才来港出任此案的检控官,反映了港英对此案的重视和打击贪污的决心。葛柏结果被控一项串谋贿赂和一项受贿罪,经过六天半的审讯,终被判罪名成立,入狱4年,2.5万港元的贿款悉数充公。

    当年主审葛柏案的杨铁梁法官介绍说:“根据案情,葛柏两项控罪的最高刑罚分别是5年及7年。量刑时,须将葛柏在英国被拘留约1年的刑期计算在内,所以实际上葛柏被判的刑期颇接近最高刑罚。”后来,葛柏虽先后上诉至香港最高法院合议庭及英国枢密院(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终审法院),均遭驳回。一度在警界叱咤风云的总警司结果锒铛入狱,为自己所作的贪污罪行付出代价。1977年葛柏刑满出狱,即隐居西班牙,从此失去踪影,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廉署随后还正式入禀法院,经民事起诉程序追讨葛柏从贪污所得的四百多万财富。追查工作虽因葛柏的财富分散于海外多个地区而遇到重重障碍,但廉署至今仍在穷追不舍。

    葛柏被定罪后,港英针对办案过程发现的漏洞,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删除了第10条的解释期规定。廉政公署将葛柏绳之于法,消除了社会上批评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赢得市民的肯定和信任。杨铁梁法官认为此案不仅成为廉署肃贪倡廉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恢复了市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葛柏的不义之财

    葛柏任职香港警界22年,净薪金收入不足77万元,在无投资、无博彩的情况下,财富却达430多万元。 葛柏作为香港总警司,收黑钱的范围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

    收黑钱记录:分香港、九龙及新界三本,记录长达二百多页。
    交黑钱的单位:三千多个,包括字花(一种赌档)、外围赌马、外围赌狗、歌厅、舞厅、妓院、牌九、番摊、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涉黄、赌、毒场所。
    每月收入:一名污点证人指出,葛柏每月收黑钱进账达三万多元,高于当时港督的薪金。

    葛柏不义之财总表 :

    存款地     存款数目     折合港元
    加拿大    206,492加元   1,044,850
    美国加州  233,944美元   1,184,924
    新加坡    181,090澳元   1,285,740
    新加坡    119,410新元    241,209
    英国       19,907英镑     274,712
    香港      345,813港元     345,813
    总计                    4,37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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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mss007 發表於 2018-12-1 07:45
香港廉政公署捉拿港英总警司葛柏(2)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 ...

樓主居然將香港 1997 年後的歷史定性為「港英」黑暗面, 真是不知所謂   

我勸你以後莫要再在「謎網」討論區貼這些離地飛機文, 無謂自曝其醜    

叫你的工作單位最好先弄清楚「迷網」的背景及其前世今生 ,  不要在魯班面前弄斧    

大陸人學人討論香港的本地抗爭史 ?  你們還未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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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2-1 09:25:19 |顯示全部樓層
昔年保衛天星碼頭一役, 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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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2-1 09:44:55 |顯示全部樓層
S820 發表於 2018-12-1 09:00
樓主居然將香港 1997 年後的歷史定性為「港英」黑暗面, 真是不知所謂   

我勸你以後莫要再在「謎 ...


1997年后的黑暗面?
有凭有据、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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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2-1 09:51:26 |顯示全部樓層
jkmss007 發表於 2018-12-1 09:44
1997年后的黑暗面?
有凭有据、铁证如山?

樓主是否暗示當年以董建華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管治手法很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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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2-1 10:04:36 |顯示全部樓層
62年大逃港: 港人为救大陆饥民躺在车前阻止遣返
组成人墙挡住港英军警

资料来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之《大逃港》,作者陈秉安


1949年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大陆投资办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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