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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匪拋棄的棋子《低端中國》記錄經濟繁榮背後的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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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7 天前 |顯示全部樓層
被共匪拋棄的棋子: 《低端中國》記錄經濟繁榮背後的農民工苦難史

今年2月,隨著中國內陸省份貴州最後九個深度貧困縣清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宣布國家實現“全面脫貧”。

然而,《彭博商業周刊》資深記者羅谷(Dexter Roberts)不久前出版的書《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講述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農村人口依然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扎。

他們不僅沒有享受到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騰飛的福利,反而淪為棋子和犧牲品:他們面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從政府和企業無休無止的剝削,到戶籍制度的歧視,再到家庭分離的痛苦,而日積月累的民憤伴隨著人口紅利的耗盡,很有可能成為中共政權崩潰的導火索之一。

羅谷在序言中寫到:“中國想要世界相信這樣一個迷思:中國的發展和專制制度會成為各國的榜樣,甚至會取代西方。但是本書將會證明,為什麼這是虛假的。相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嚴重放緩,讓許多中國人失望,並且可能引起社會動盪。”

《低端中國》一書今年3月在台灣出版,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稱讚它為“近年來讀過關於中國的著作中,最精彩、觀點最有原創性的一本”。

黨如何用“戶口”控制和利用農民

《低端中國》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國貴州省炳花村為中心展開敘述,在這個以布依族為主的村莊里,由於經濟落後和就業萎縮,絕大多數年輕人都背井離鄉,前往沿海地區打工。

莫梅荃是《低端中國》一書的主人公之一,因為家鄉缺乏工作崗位,她在1998年前往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工資是每小時一元人民幣。

莫梅荃的表親莫路波則在初中的時候輟學,嘗試到寧波闖蕩,但是剛剛下了火車就被三個流氓搶走了財物。

另一名表親莫文之也在東莞的工廠打工,和其他10名工人擠在一個小宿舍,那裡潮濕悶熱,沒有廁所。但是莫文之認為工廠的待遇很好,他告訴羅谷:“舒適和私人空間不是我的重點。我來自一個貧窮的地方,我也不想找女朋友。每天晚上下班了以後,我就睡覺。 ”

截止2020年底,像莫氏家族的年輕人這樣的農民工達到了2.856億,佔中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農村人口約為中國總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國特殊的戶口制度,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淪為二等公民。

中國目前的戶籍制度始於1958年頒布的《戶口登記條例》,所有個體被基本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

1978年改革開放後,各個城市對落戶作了嚴格限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一份報告稱,與戶籍掛鉤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就業、教育、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這意味著數億農民工在城市中無權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他們的健康和生存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也很難在僱傭關係中維護自身的權利。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企業和工廠獲得了大量廉價而“聽話”的勞動力。

羅谷告訴美國之音: “戶口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有利,它保證了基於低工資的“中國製造”模式,保證中國有持續的低成本勞動力供應。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農民工只是城裡的過客。這些都壓低了工資,鑄就了中國如今的世界出口國地位。”

缺乏保障和社會地位的農民工任勞任怨,夜以繼日地為中共和國家的繁榮添磚加瓦。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數量巨大的廉價農民工勞動力成為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動力,也鑄就了習近平實現“偉大復興”和弘揚“中國夢”的籌碼。

在本書的第四章中,羅谷將農民工稱作黨的“棋子”。他寫道:“黨已經不再保護工人,但還是運用一些措施讓他們繼續當意識形態道具;黨已經不再鉅細靡遺地管理工人的生活,但是有建立一個法令架構來規範一些新的老闆,讓他們不要太虧待勞工;這有一部分,是為了要防止社會動亂。”

羅谷指出:“ 農民工在中國實際上是'外來者'。他們是來幫助建設中國城市經濟,幫助中國發展的,沒人打算讓他們在城市定居。政府官員意識到,把農民工當成二等公民來對待,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

永遠的外來者和二等公民

戶口制度帶來的福利保障欠缺,除了方便企業壓低農民工工資和拖欠工資以外,還使得農民常常無法獲得安全衛生的工作生活環境,甚至引發人道主義危機。

羅谷解釋說:“戶口制度把農民工置於脆弱的境地,讓他們很難和雇主協商,特別是在工資和工作環境方面,而有著當地戶口的城里人就沒有這種困難。另一方面就是農民工的本質,他們到處流動。很多情況下,他們和雇主間沒有完整的合同,或者完全沒有合同,又或者是通過第三方簽了合同。這些都讓他們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戶口制度也引發了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導致“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書中主人公之一莫路波後來在東莞創業,儘管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和妻子依然要面對女兒上學難的問題。在農業戶口的限制下,他們的女兒不能就讀東莞的公立學校,而私立學校的學費高達每學期1萬5千元。最後,莫路波只好把女兒送回了炳華村上學。

羅谷說:“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人道主義危機,近億的農村兒童在缺失父母的環境下長大,因為他們沒法到城裡的公立學校上學。”

農民工子女沒有資格在城市裡接受公共教育資源,私立學校的高昂費用又難以負擔,結果是數百萬乃至千萬農村兒童長期遠離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程度都受到嚴重損害,更加難以改變命運或者實現階級跨越。農民工的子女往往不得不延續父母的工作性質和人生,成為永遠的二等公民。

中國教育部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共有1500多萬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 事實與數據》則顯示,中國有1億名兒童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

中國從2014年起開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2019年的新政策要求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戶限制,人口300-500萬的城市開放落戶條件,但是中國最發達的十幾個城市並不在這個名單之上。

總部設在香港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勞工通訊”宣傳總監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則表示:“中國農民工面臨的困境已經持續了數十年,薪酬低下、缺乏福利保障等問題也依然沒有改變。儘管在一些小型內陸城市,農民工融入社會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在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農名工依然是'二等公民'。”

在具體實施方面,許多城市依然規定了“須有合法穩定住所“或者“合法穩定工作”等條件;此外,新落戶的農村居民是否享有城市本地居民同樣的福利,也似乎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最後,農民一旦在城市落戶,就會失去對農村宅基地房屋翻修翻建以及交易的權利,最終在房屋倒塌後,宅基地使用權就會被收歸“集體”。種種障礙顯示,中國農村人口要徹底擺脫戶口制度的限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貧富懸殊與土地制度

除了戶口制度,土地所有製也限制了農村人口的發展。1982年通過的中國現行《憲法》指出:“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儘管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許農民出租土地使用權,但2018年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僅有37%的農村土地轉讓給了其他農民或企業。此外,轉讓的決定依然由政府主宰由政府決定。比如,2020年的改革方案規定,農民有土地轉讓的投票權,但政府依然擁有否決權。

種種限制意味著農民無法自由購買、出售或租賃土地,這扼殺了他們大規模耕種並且獲得更多財富的機會;他們也無法將土地用作貸款抵押,也就很難用土地來籌集資金進行投資,或者獲得更多發展的資源。

2018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比農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範圍內大多數國家城鄉人均收入比都低於1.6,比例超過2的國家僅有三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城鄉財富差距近年來也嚴重擴大。2005到2015年間,中國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而農村的財富積累年均增長率只有11%。

羅谷認為,這種貧富差距勢必會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他說:“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比從前大大提高了,但是城鄉差距也越來越大。這種日漸擴大的差距對於農民來說也日益明顯,他們意識到整個制度,包括戶口和土地方面,都在歧視他們。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能接受這個現狀嗎?”

被共匪拋棄的棋子: 《低端中國》記錄經濟繁榮背後的農民工苦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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